近代农业

在近代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的推动下,采用机械、电力以结合人、畜力,使用化学肥料以补充天然有机肥料之不足,用人工培育品种以替换农家原有品种,从而明显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发展阶段。它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近代农业萌芽明清之际

在近代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的推动下,采用机械、电力以结合人、畜力,使用化学肥料以补充天然有机肥料之不足,用人工培育品种以替换农家原有品种,从而明显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发展阶段。它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阶段。

中国近代农业萌芽

明清之际,在农业生产上雇用自由劳动者进行商品生产的初始形态已在江南富庶地区发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明天启(1621~1627)年间松江府属200万亩耕地,已大半植棉。到清乾隆(1736~1795)年间河北保定以南各州县,凡好地已多种棉花。棉、麻、烟、茶、蔗、花生等各类作物多形成了集中产区。

农业科学技术思想孕育

明末(1562~1633)深谙中国农业科技,并努力吸收当时西方农业科技成果,所撰,在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发展完善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徐光启集》“书牍二”还载有徐光启采用西洋方法栽插、修剪葡萄,取得良好收获的内容。

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构成

明末迄清中叶,中国在不少方面已接近实验科学。①已注意到技术措施方面的数量关系。明末宋应星(1587~?)《天工开物》书中即有:“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撒黄豆于稻田作肥,“一粒烂土方三寸,得谷之息倍焉”等记载。②在品种培育上已注意不同品种杂交的优势现象。《天工开物》中有将不词产地的黄茧种蚕蛾与白茧种蚕蛾交配,后代可以产生变异,还有将早雄配晚雌,幻出嘉种的叙说。③清王筠(1784~1854)《说文释例》中,对豆类根瘤已有具体的观察描述。提到根部豆不可食,其大小、多少与年景丰凶有关。④已具体阐明农业产量与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清杨屾(1699~1794)《知本提纲》中讲:“盖丰亨视乎物产,物产本于五行,然必相培补,始能发荣滋长”;“故风动以培其天,日暄以培其火,粪壤以培其土,雨雪以培其水。”提出天地水火四精与气,“四精合一气,五行流动而不息”的理论,将生命物质运动的特点概括为“精气”的流动。⑤出现朴素的物质转化循环思想。明末《沈氏农书》(见)中有“人畜之粪与灶灰泥脚,无用也,一人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的说法。

引进西方成果

中国近代在实验农学、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等采用方面,初始阶段主要藉助于介绍、引进西方的成果。中国接受这些近代农业的成果,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意识到科学技术的落后,必然导致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腐败。因此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奏议成立农工商部,职掌全国实业,筹办各类农业学校、建设农业研究实验机构,或提倡、着手引进优良作物、畜禽品种和其他机具、器物,翻译外国农书。1877年《申报》曾刊登《论筹购机器开垦荒田》的文章。1880年《益闻录》载: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00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这是目前已知的西方先进耕作器具传入中国具体应用的最早记载。麦孟华(1875~1915)在《时务报》上着文对西方农业技术装备曾作具体分析。他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万,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等,终于引进来了。这激起不少地方农业家在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1898年《农学报》载《泄水新器》,曾称“去岁扬州农人,以滨江之地时苦积潦,人力宣泄不及,因募能创法制器速于力者,酬金五百。现在机匠制一器,一人可以运之,计每日所出之水,可抵人工十。现已如法制造。若此器广行,有益农田不浅矣。”

清末,中国农产品贸易急剧跌落。罗振玉(1866~1940)在所编《农学丛书》中,为《戊戌中国农产物贸易表》所加附言里感慨地说:“表中所载农贸出入,了如列眉,其持论谓中国农事之不修,由于士大夫不讲学,及无工商辅农”,触及了当时农业经营与技术旧体制的根本。罗振玉在给《杭州蚕学馆章程》加注时已提到:“大利皆为(外国资本)所本,今欲挽回利权,非改良养蚕及制茶制丝之术及减轻税厘,别无他法。”1897年《农学报》所载光绪皇帝(1875~1908在位)的上谕,其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

19世纪下半叶,西人带到中国若干项农业技术,上海乳牛业的肇发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急需多量牛奶。乡民初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上海牛奶业的雏形。1870年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1879年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1881年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棚用黄牛挤奶,1886年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早期基础。1893年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1901年,徐家汇天主堂修女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传播得更快。

教育和科学的影响

沈宗瀚(1895~1980)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当时重要官员如张之洞已认识到:“国事多艰,非才莫备,非学不成。”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提到:“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堂。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他主张农政之学分为种植、水利、畜牧、农器4个子目。他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说:“查外国学堂,法整肃而不苦,教知要而有序,为教师者,类皆实有专长;其教人亦有专书定法。凡立一学,必先限定教至何等地位,算定几年毕业,总计此项学业共须几年,若干时刻方能教毕,按日排定,每日必作几刻工夫,定为课程。一刻不旷,如期而毕。故成效易确,学生亦愿受教,而教法尤以日本为最善。”

1900年前后对兴办新农业教育的议论颇多。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即指出发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不久,孙中山转向社会,发动民众,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其中有翻译农桑新书、会中设立学堂的重要提议。他倡导并于1895年建立的农学会,开了近代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结合的先声。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也力主兴办农业教育。康氏曾写有《请开办农学堂地质局折》。梁氏在1897年为《农学报》写序,曾痛述当时“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积弊,主张应分别就农理、动植物学、农园作物、果桑茶、林、渔、加工、化学产品、农器等门目,进行专业研习。

1898年,清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了六点方案,在“学问宜分科”项提出“今拟分立十科”。其中第七科为农学科。不论十学科的区分是否正确与合理,当时提出建立农学科已是明确无误。1902年颁有《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后者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日农艺学,二日农业化学,三日林学,四日兽医学的规定。1903年又订下来《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写有农科大学的款目。这些章程所列事项和农科各类课程名称、周教学时数、实习安排等主要是从日本学制中采摘而来的。看起来各级各类教育齐备,规模颇大,其实当时并没有实现那些奏议章则的条件。不过这些奏议章则的问世,却也给人们提供了较为完全的新教育,包括农业教育体系。

1897年成立的杭州蚕学馆,曾先后聘用了几位日本蚕业专家主持教学。后来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也曾聘日本教授任课。湖北农务学堂同样是“博延外洋名师”,从美国、日本聘请教习。近代型农业教育体系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农业人才的成长与发展。

新型农业教育是推进近代农业的根本措施。在京师及全国各地,农科大学、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接连建立,农业教员讲习所不断增加,在通商口岸及盛产丝茶的省份,茶务及蚕丝学堂更多出现了。1906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置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片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作物品种比较、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等项试验,并多方面地引进、推广新技术。不少省份先后建立了农事试验场。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渐具雏形。

农业进程与水平高低,主要应由综合生产力表现出来。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国农业从存在着多种中间状态,找出明显区分发展阶段的界标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撮精举要,勾勒轮廓。近代农业发展,起伏跌宕,多姿多态地展现在不同地区和各种领域。以早期中外农业科学技术接触、沟通来说,有着繁多的友好及商务往来,也不乏帝国主义的剥削掠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不满足于他们的商品输出、贸易关税保护,而要在武力保护下在中国“设厂制造”,需要供给其工厂以优质农产品作原料。出于垄断竞争的目的,他们在中国农业领域,也不同程度地提倡新的动植物品种,推出先进农业技术、介绍经验管理措施。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大片领域遭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农业遭受众多干扰破坏。但是,作为生产力因素的农业科学技术仍在艰难中向前推进。中国近代型农业科技体系是在20世纪20~40年代形成起来的。这种体系的形成得益于新式农业教育与中国农业实际的结合。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拓的事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养着一大批人才。他们多能以新的农业学理,结合研究解决全国或某一区域、某种专项领域的农业实际问题。重视解决中国农业实际问题的农业科学家丁颖(1888~1964)1926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1号”水稻品种;他将野生稻种质转移给栽培稻种的试验在世界上首次获得了成功。

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科目划分越来越细,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不断提高,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迅速:①许多省在大学添设农学院,或单建农学院。农学院的科系不断分细,课程门类加多。②在工业原料和对外贸易需求的推动下,棉花、蚕桑的品种选育及其原理与方法的研究有较快的发展,并可得到实业界一定程度的具体支持。③在华北接连发生水旱灾害、粮食缺乏的背景下,突出抓了粮食作物小麦、大麦、高粱、粟及大豆等的品种改良。作物育种、栽培、病虫防治科学技术有明显的进展。④开展了动植物标本的采集、整理分类,土壤调查、分类,土地利用调查与分析,农业经济调查、分析等基础性工作。有关谱、录、志等专着大量涌现。⑤若干农科大学、科学研究单位,在取得国外友好援助和国际农业科学技术合作方面进行得富有成效。⑥农科及其许多分支学会先后建立并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学术交流。从1917年6月在南京建立中华农学会起,至40年代末,已有中华林学会、中国园艺学会、中华昆虫学会、植物病理学会、中国作物改良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建设协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等近20个农业学术团体参加农学联合年会。各学会在出版学术刊物、丛书、审订农业科学技术名词和农业学校课程、组织科学试验、调查研究、技术推广、咨询建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